一个中国农民工的故事

2015-05-23 09:45:45

还有一周就是中国农历新年了,向菊正在打点行装。她住在北京东五环路外一间又小又冷的出租屋里。

为了取暖,她一边搓手,一边跺着自己那条健康的腿。她伸手去拿拐杖,她将拄着这幅拐杖踏上1500公里的旅程,回到坐落在长江沿岸、邻近三峡大坝的家乡。

向菊在首都当了五年多的保姆和家政工。后来,她意外摔倒在结冰的人行道上,花了将近一年的工资接受膝关节重建手术——可她仍得回家过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佳节。

“我盼着见到女儿,回到家乡的村子——那里不管什么都更好吃,连米饭都更好吃!”她说,“但是路那么远,我不能走路又麻烦得很。路上的小偷和骗子会盯上我。”

她一瘸一拐地走进巷子,有人在晾晒的衣服旁边挂着鱼干和一大袋晒干的猪蹄。周围满是嘈杂的各地口音和方言,与那些宣传福建、河南、四川和东北等遥远省份美食的广告栏颇为相称。

向菊走过一块“老张火烧驴肉”的招牌。一群腿上绑着泥哨的鸽子飞过她的头顶,发出一阵怪响,她抬头看了一眼。这块破烂不堪、临时搭建的棚户区住的都是外地人,或许一年后就会被拆除,为已经在一栋又一栋逼近的高层公寓让路。

眼下向菊管不了这些。她即将加入一场一年一度的“春运”——这不仅是每年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很可能还是最大的哺乳动物迁徙。2015年,估计有1.7亿人乘坐火车或飞机从中国的大城市回家过年。政府估计,在40天的春运大潮中,约有30亿人次出行(包括驾车和大巴)。

与向菊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乡村出生长大,之后前往中国的特大城市,从事低薪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作。在经济改革引发进城务工大潮前夕的1978年,中国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如今,在这个世界人口头号大国,55%的人居住在城镇。

但其中约有2.75亿人(占中国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农民工,他们无权永久定居,无法享受教育、养老、医疗等提供给“世袭”城市居民的福利。

有些专家将这些壁垒与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提并论,因为出生在“农村”家庭的人被自动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世界银行(World Bank)表示,中国农民工平均在城里呆7到9年。虽然他们中逾半数希望最终在城里定居,但只有20%的人将家人接来同住。

现在,中国民工潮正在转向,其中部分原因是上述政策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经济因素和持续数十年的一胎政策导致人口结构恶化。官方数据显示,农民工数量年增长率已放缓至不到2%,远低于过去的水平。然而,这些数据并不十分可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农民工数量已在减少,很多地方近年出现的用工荒和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便是证明。

许多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触及所谓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这一理论由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提出,它解释了工业化经济体廉价农村劳动力供应枯竭那一刻的前因后果。这个拐点具有深远影响——对中国的经济模式乃至现代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是如此。中国总理李克强曾于今年3月宣告:“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随着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停止增长,甚至开始减少,不少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奇迹随之终结。而且,由于执政的共产党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经济奇迹的终结有可能危及政权稳定。

中国农村曾经供应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听话的工人,这种局面的结束,也为非洲和亚洲其他地方的较贫穷国家带来了机遇,让它们接手当年从西方转移到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业。“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后劲,”世界银行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城市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以及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似乎表明,选择进城的农民数量少于以往,也少于在经济上合理的水平。”

面对这一划时代的重大转变,政府迄今的对策是鼓励向小城市迁移,限制向大城市迁移。它收紧了北京等地的户口隔离制度,同时放松了一些吸引力较低城市的落户政策。北京方面也在鼓励产业快速升级,并试图促进技术创新,以图在中国“人口红利”消褪之际提高生产率。

在作为农民工经历了歧视和欺凌之后,许多像向菊这样的人认定,自己或子女不该过这种生活。她的故事也许算不上特别典型,但确实代表了许多农民工在城里的那种复杂经历。

对向菊和她的丈夫而言,当农民工是出于生计所迫:他们试图让家庭卸下沉重的债务负担。她现在的经济状况是耕种家里那一小块地所无法企及的。但她失去了许多,包括婚姻和照看两个女儿(分别为14岁和21岁)长大成人的机会,这使她很难确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对她和她的一家来说,他们最珍惜的东西在试图挽回的过程中被毁坏了。

清晨的宜昌是脏灰色的,向菊的同车旅客推搡着下了从北京始发的列车。宜昌是一座工业城市,这里的火车站离向菊老家的村子最近。夹杂着化学物质的雾霾让她嗓子眼直痛,却也将日出染成了粉红色,很是漂亮。

片刻之后,她坐上了一辆吱吱作响的长途客车,沿着长江岸边缓缓前行。要回家,她得转几趟车,还要坐船渡过三峡大坝。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大坝耗时十多年建成,其间迫使约150万人搬迁,包括向菊和她一家。

过了大坝,客车在蜿蜒的窄路上越开越高,周围的景色渐渐从千篇一律的工业区变成风景如画的橙树林和茶园。这片地区是屈原故里,备受尊崇的屈原是公元前四世纪的爱国诗人和大夫,划龙舟和端午节皆源自他投江自尽的故事。

向菊家所在的村子叫做向家湾,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姓向。村里有大约210名村民,但向菊在村里的近亲只剩下了她的姑姑,这位精神矍铄的82岁老人回忆起1949年共产党胜利时人人洋溢的兴奋之情。邻居和远亲们纷纷来到向菊姑姑那狭小的三层砖房门口,打探向菊的近况,询问她的腿伤。

据村支书介绍,60%的村民(包括几乎所有的40岁以下成人)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回家。“通常,只有很小的孩子和老人才住在这里。但每个人都在50岁之后回乡。谁想在大城市过一辈子?空气太差,生活太艰难,”村支书王建国说道。向菊说,她的最终目标是回到山上老家的茅草顶泥砖房,享受田园的宁静,自己种菜,过着农民的简单生活。

向菊1970年出生在这里,那年是狗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食物匮乏,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在她小时候,全家只逢过年时吃一次肉,主要靠自种的红薯、玉米粉、花生、黄瓜、辣椒和土豆维生。

她的父亲是“抗美援朝”(其他国家称之为“朝鲜战争”)时期的解放军老兵,大部分时间在外随一家国企修路。拥有公职意味着他的一家不用像其他农村人一样挨饿,但他工作十分辛苦,四十岁出头时突发中风,此后半身不遂。

向菊学习不好,父亲生病后,15岁的她从村里的学校退学,以便给家里帮忙,并与姐姐和弟弟一起在家里的一小块菜地上忙活。22岁那年,她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邻村青年向里红,两人恋爱6个月后于1992年结婚。大女儿琴琴出生后,这对年轻夫妻搬到江边一座更大的镇里谋求发展。

最初几年,他们在路边卖菜——村里亲戚种的白菜和萝卜——后来转行卖鞋。那时,向里红沿江而下430公里来到大城市武汉,买鞋带回镇里,在路边摆摊出售。但当三峡大坝2001年竣工、大水库开始蓄水时,他们所住的镇子被拆除、淹没,他们被迫搬到更高处的一座新镇。

大约此时,他们的二女儿倩秋出生,向菊的父亲去世。当地的一胎政策已经过调整,允许头胎是女孩的夫妻在7年后生育二胎,以阻止杀女婴行为。

就在小家庭扩大之际,夫妻二人的小生意却遭遇一股强大力量的冲击。他们的许多顾客是国企职工,而当时国企一家接一家破产,此前一直以为自己终生享有“铁饭碗”的职工被裁。

随着这些新下岗的职工到大城市务工,他们能够自己买鞋,回家时还会为亲友带鞋,不再从向菊和向里红那里买鞋。到了2007年,夫妻俩生意破产,还欠下当地一家信用合作社3万元人民币的债务。

破产后的第一年,向里红靠着骑三轮摩托车拉货挣钱,向菊则在家照顾女儿。但在2008年,艰难的处境促使她走出家门,在步行距离几小时之外的一家灯泡厂工作。她说:“我们急需还贷,还要为女儿上学做打算,为了拯救家庭,我成为了农民工。”

她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每月能挣800到1000元。但工厂的空气毒性很大,她不得不把一部分工资花在中药上,大多数夜晚因为咳嗽而无法入睡。“我在那干了一年,但工厂毒性太强。实话说,如果再多干一段时间,我命都没了。”

呆在家里恢复期间,向菊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介绍政府组织的北京家政就业安置计划。通过全身体检后,她在一座地级市接受了10天的培训,然后被送往北京。在北京,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名女性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以“劳动模范”的身份受到欢迎,然后被送去参加15天的军训。

她很快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户人家做饭、打扫卫生、照顾一名一岁的小孩。孩子的母亲是中国某顶尖大学的教授,父亲整日在家炒股。“刚开始干活时,我是真的能‘吃苦’,干活很卖力,”她说,“他们对我很好。大约一年之后我回家过年,他们告诉我:在下一份工作中不必如此诚实、可靠、任劳任怨。”

当时是2009年,她的第一份工作月薪1700元。到2014年底,她已先后为5个不同的家庭服务,月薪涨到7000元。

经济学家们表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最佳证据,便是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迅速上涨。“工资上涨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实际供需,表明中国的整个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表示,他也是最早发现中国触及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家之一。“刘易斯拐点降临中国的时间早于其他经济体,也早于我们的预期,部分原因是前些年的经济增长如此迅猛,但也是因为一胎政策的扭曲影响。”

初抵北京时,向菊的唯一目标是挣足够的钱偿还家庭债务,供两个女儿上学。但随着时间推移,她的期望发生了变化,梦想也越来越大。从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轻女子,她变成了害怕变胖、追随新潮减肥计划的中年女人。

就连她说话的方式也变了。在英国,从曼彻斯特、利兹或格拉斯哥去伦敦的人会渐渐软化自己的口音,直到听起来像是泰晤士河流域出生的人。就像他们一样,向菊浓厚的农村腔也转变为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小时候的我没有希望和梦想——我只管有饭吃、有衣穿。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我只想赚足够的钱,”她说,“现在我认识到这不够。我不满足。我现在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公司。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实现。”

但在眼界渐宽的同时,她失去了许多曾经拥有的东西,忘却了成为农民工的初衷。两个女儿都说父母不在身边影响了她们的学习,向菊自己承认婚姻名存实亡。她与丈夫一年只见一到两次面,通常是在过年前后。尽管手机聊天应用的兴起让她与女儿们保持频繁联系,但她不愿意与丈夫向里红通电话。

就在向菊去村子拜访姑姑的次日,她的丈夫不期而至。夫妻六个多月来的第一次交流话不投机,很快演变成一场激烈的争执。

45岁的向里红矮瘦、结实,脸庞黝黑、俊朗,轮廓鲜明,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他在家里八个兄弟中排行老七,父亲在他两岁、弟弟只有40天时自杀身亡。他平静地解释道,事情发生在1973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晚期,许多人忍饥挨饿;他说,在接近饥荒的情况下养活八个小男孩的压力让父亲疯了。

11岁那年,向里红从村里的学校退学,帮忙种庄稼,喂养家里养得起的寥寥几只鸡和猪。不到一年后,他的母亲在睡梦中去世,他和五个兄弟只好在茅草房的家里相互照料,靠着村里分的几亩地维生,直到他们相继成家搬走。

“第一次看到向菊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于是我一直追她,直到她同意嫁给我,”他说。

自2010年以来,他也是一名农民工,在中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忙碌——包括南方热带岛屿海南岛的一座核电站。去年8月,他与几百名工人飞往喀麦隆,为一家中国国企建造水电站大坝。

他成了家里第一个出国和坐飞机的人,理论上工资也很高——每月1.2万元人民币,而且包吃包住。

一到喀麦隆,他就不喜欢这个地方。中国工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建筑工地,但有一次他被允许离开工地,在首都雅温得游览一天。他说,他意识到中国是个多么美好、繁荣的国家。“他们的首都还没有我们的小乡镇好!”他说。

两个月后,他患疟疾不能出工。一个月后,公司克扣了他的工钱,用不到两个月的工资打发他回国。去年10月回国后,他受雇在宜昌修建公寓,但时值全国房地产低迷。当他准备回家过年时,公司称没钱付他工资。

麻辣鱼火锅、海带汤、炒荷兰豆、辣椒炒土豆丝,一瓶喝起来有中药味的辛辣白酒,组成了家里的晚餐。向里红在餐桌上大倒苦水,却始终不敢正眼看妻子。向菊看着丈夫,脸上带着不屑的神情。

“她连话都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我跟她道歉过很多次——不能给她想要的,不能给她富裕、稳定的家庭,”他平静、和气地说道,“我们每年只能见面一个星期到10天,也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什么把我们维系在一起。”

多年来,向菊与家境优越的北京雇主相处,普通话越说越好,而向里红只能与出身同样卑微的工人打交道,不会说当地方言的人几乎听不懂他的口音。

第二天,伴着冬末的飘雪,夫妻二人坐上了翻越峡谷的长途客车。向菊仍然不愿和丈夫说话,两人分坐在客车的两端。六小时车程的那头,他们的两个女儿正在神农架的车站等候。向菊的母亲与向菊的弟弟一家住在这个山中小镇,全家将在那里过年。

小女儿倩秋搀扶着向菊一瘸一拐下了车,两人之间几乎什么也没说。大女儿琴琴根本没跟母亲打招呼,而是走开,去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一家人载到家里的卤肉店。

店铺的后堂洋溢着节日气氛,向菊驼背的70岁母亲和弟妹正忙着准备年饭。向菊一家坐在后堂里,爱唠叨的弟弟在招待排队购买卤鸡爪、卤鸭脖、卤猪蹄、卤猪尾、卤牛蹄筋、卤猪耳朵皮、卤鸭胗的顾客。

中国春节与西方世俗化的圣诞节相仿,家庭团聚、大吃大喝,还有大量鞭炮和焰火增添喜庆气氛。全家围桌而坐,开始年三十中午的年饭时,小镇和四周的山上响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21岁的琴琴身材微胖,心思慎密,她在武汉一家技术学院学习工厂管理。午饭后,她说起了父母离家打工后姐妹俩学习成绩严重下降的事。“我们是被遗弃的孩子,”她半开玩笑地说。

她还说,自己经常跟母亲起争执,而且,尽管她认为父母双方肯定都对夫妻关系恶化负有责任,但至少父亲在试图改善,而母亲说不出甚至不愿说出真正的问题所在。

向里红午饭畅饮了一瓶白酒(酒劲很强的中国烈酒)。饭后,他在神农架周围的山丘上散步时敞开心扉,述说了自己的婚姻状况。

“这本该是一年最幸福的时光,但我过得太惨了,甚至想过自杀,”他说,“我俩结婚时我告诉向菊,虽然我没文化也不是很聪明,但只要我有双手,我就会保证它们派上用场,照顾家庭,搞好生活。但去了北京之后,她的期望变了,她觉得自己想要更多的东西,我已经给不了她了。”向菊坚称,自己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返回老家向家湾,自己种菜吃,过简单的农村生活。

但鉴于她是农民工,腿部手术又是在北京市内的军队医院完成,她的近7万元医疗费很难得到政府报销。这使她再次背上债务,也意味着一旦腿伤痊愈,她得继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望还清债务,重新存钱。

在某个层面上,她也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是被浪漫化的童年农村生活,另一边是改变了她的大城市。“一旦性格和期望变了,就没法回到从前了,”她说,“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尽自己的努力保障女儿得到良好的教育,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不要到头来又成了大城市的农民工。”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得出与向菊相同的结论。中国农民工进城大潮如今开始逆转,特别是考虑到相对于拥挤、污染的城市,农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的多年投资。数亿农民工的辛酸故事合在一起,使推动中国经济30余年的社会/经济模式渐渐落幕。

谷禹为英国《金融时报》前新闻助理

摄影:格雷姆?尼科尔(Graeme Nicol);路透社(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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